中国日报1月5日报道
这些鱼池是张家五兄弟的全部,也是秀生养鳗场的核心。上百万尾鳗鱼生长在这18亩鱼池里,养它们的是十口从地下百米左右取水的井。鳗鱼每天吃两顿饭,也洗两回澡(或者按老张的话讲,鳗场每天都要排两回污)。至于那些残存的鳗粪和废水,则会通过管道,被引入邻近的排污沟里进行光合降解,直到入海。
跟不少同行一样,秀生养鳗场是地方烤鳗场的原料供应基地。在与烤鳗场签订协议后,日本就会成为这些鳗鱼的最终目的地。然而,2007年7月间,国际媒体对“纸包子事件”的恶意炒作事件改变了福清市水产出口的命运。出口订单突然之间成为了多数烤鳗场的奢望,而鳗农们则很快发现,他们的产品无处可卖。
《纽约时报》:“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对于老张的困惑,这个县级市的120万居民,尤其是官员、产业协会代表和鳗农,无不感同身受。
然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2003年前,我们用药很频繁,”50岁的渔溪镇书田村曙光养鳗场的大股东刘后俊告诉记者。
“但我们养鳗的那套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他解释道。在1996年跟弟弟刘后斌一起创立曙光之前,两人共同的留日经历为其创业奠定了基础。
2003年以来,日趋严格的国家政策使非法用药无路可寻。2006年成立的福清鳗鱼协会更是担起了统一购买和配送渔药的责任。
去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2400余字、中译文本与录音齐备的长文。文章借其所谓在福清实地采访而得的证据,指责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该文声称:“为确保鱼的成活,水产养殖者用混入非法兽药的饲料喂鱼,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药残的水产品进入市场,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福清:“这里的水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纽约时报》的说法,福清的水产养殖户和官员们都表示了强烈反对,称其无任何事实根据可言。
“更何况,水中的氮、磷含量对养鳗不产生任何影响,”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陈任平说,“而说到用药,现在谁还用禁药,谁就肯定亏本。普通养殖户根本不敢,也没地方买非法兽药。”
福清的养鳗场多集中于其西部的渔溪和上迳两镇。在此,养鳗的水源来自于山泉水、地下水和几个分散的小型水库。
而在张秀国看来,他家场里95%的鳗种都是欧洲鳗的事实足以说明其水质的安全可靠。“跟日本鳗比,欧洲鳗得要更好的水才能养得活。”
刘后斌对此也表示了强烈的赞同,他说,“我们的水都能养得活欧洲鳗,你说这水质还能差得了?”
“养鳗可不简单啊,”刘后俊说,“谁说它门槛低的?非但不低,养鳗的水质是最高的,因为它技术含量高。鳗苗刚引进来的时候,跟火柴棍一样细。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养鳗鱼的水必须是恒温28摄氏度,上下不能超过0.5度。多少回多少次,我们两兄弟昼夜轮流查水温。”
对水产养殖户们而言,水质从来不成问题——刘氏兄弟“都是吃这个水长大的”。刘后俊向来用自家井水泡茶,因为“自来水泡茶不好喝”;而张家人所在的柳瘄村更是曾经的海滩。张秀国说,这里清澈而稍咸的地下水“是老祖宗留下的宝”,“养出来的鳗鱼更好吃”。
“福清历来缺乏水资源。即便是今天,我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也还不到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半,”谢何杰说,“所以,我们才在1958年建起了东张水库,为解决福清水资源贫乏现象做出了贡献。而现在,环保总局的检测结果显示,我们这座已经有50年历史的老库也只是轻度富营养化,比全国湖泊平均的中度富营养化水平都要好。”
东张水库管理局局长陈天赐强调说,水库在1999年开展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排污行动已经彻底解决了其水质曾经存在的些许问题。
“我们的水质在三四类水之间,”他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环保总局从2005年起公布实施了新的、类似‘一票否决’式的水质监测标准。根据该标准,湖泊和水库的水质是由其最差的一个指标决定的。我们的大多数指标都是一类,但少数几项指标,比如氮、磷含量,是在三四类间。”
“2007年3月5日是枯水期,水本来就少,死亡的藻类也比较多。那天所做的检测,的确查出我们的氮含量比四类水要差一点。但我们的水,不论作为饮用水还是养殖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